第十八个记者节，如约而至，又正值中国记协80华诞。在这个属于全国新闻工作者的节日里，没有被额外赋予的闲适假期，没有被刻意调慢的工作节奏，惟有心中热忱和匆匆步履一如往昔。
是什么让他们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他们收获了什么？有什么难以忘怀的经历？记者节，来听听兵团日报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入行5年多，面容已不再年轻，头发已不再浓密，青春已渐渐远去。在还不到回忆的年龄回首这5年多的日日夜夜，满感自豪的是：激情仍在，动力依然，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歇。新闻是个充满挑战、满怀激情、不怕艰辛、勇于担当、坚守责任的行业，选择了它，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有更多的付出和努力。5年多来，有成功、有遗憾、有欢笑、有泪水，但在一个充满朝气、团结如一、力求上进、积极进取、感动常在的集体里工作，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温暖。节日来临，面对暖阳，让我们将荣光与豪情稍稍收起，肩负责任，从容前行！
生活因真实才值得珍惜，人生因多彩才活得精彩。记者用镜头去捕捉生活中平凡真实的多彩，用文字去记录人生中值得珍惜的精彩，我们以此心善待彼心，在感动中领略真实的一份纯真、一份美好。记者节，是所有媒体人值得纪念的日子，不管我们有多么疲惫，不管我们有多少委屈，只是在这一刻，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所有的回忆都能在光影中永不褪色。
我依然能记得第一次看见报纸上印着我的名字时的兴奋，也能回想起刚刚离开老师独立采访时的紧张。两年过去，我在一次次的采访中锻炼，在一篇篇稿件中积累，逐渐变得自信，这些让我感到欣喜。
脚下沾满泥土，笔端流淌激情。这是两年来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话。身为记者，我们时刻感受着手中握着的分量，时刻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只有通过一次次的采访、一次次与采访对象真诚的沟通，才能收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才能感受到故事背后的那份快乐或辛酸。
又迎来了新一年的记者节，我为自己是一名记者感到荣幸，衷心祝愿所有记者同事节日快乐。
一份快乐，凝聚在笔尖，一份追求，永驻在心间，一份美好，定格成照片，一份关爱，唤来春满园，一份荣耀，无冕却灿烂，一份永恒，化无边。记者节，祝所有新闻工作者工作顺利，幸福无限。
新媒体时代，再小的个体也有他的价值。传递并放大他的价值，则要良好的平台。感恩报社这一平台给予我前行的动力。一路前行，对新闻媒体这样一个职业永远充满敬畏与不安，方能保持向上的姿态与力量。
每一个记者节，我们都会按捺不住地温习那些最初的憧憬与冲动；又会在一个个记者节，习惯性地提醒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从初出茅庐的“菜鸟”小编到现在竟然也已四年有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当你做的时候，忙忙碌碌，不觉得怎样。当一个时刻坐下来思考的时候，竟是走过了那么多的日子。我喜欢这份工作的艰辛，尊重这份使命，所以也一直固守着这份责任。这一天，我为自己是一名新闻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祝我和同事们节日快乐！
今年5月份，我在十三师采访，准备拍些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图片。无意中得知十三师红星四场牧业连数万头（只）牲畜因遭遇暴风雪，面临冻伤饿死的危险。四场干部职员得知灾情后，立即着手抗灾自救。
我与哈密开发报记者赵宝山原计划工业园区采访，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当即决定改变采访计划，去灾区。
到了灾区，果然是积雪过膝。小赵看到救灾人员的鞋子里浇灌满了雪水，夸我有经验。我们的鞋子既暖和又不会进雪。在这种有钱都花不出去的地方，来前要考虑周详，绝对不可以大意。
晚上，红星四场的副政委安排我们吃了晚饭，并安排和师电视台的记者睡在一个闲置的房子里。房子长期无人居住，加上天气严寒，我们带的背囊足以可以应付。
在这没信号和网络的净土，哥们几个早早准备睡觉了。睡在我旁边的哥们轮着打着有节奏的呼噜，实在睡不着，爬起来出去转转，想想一天时间从夏天迈入冬季，不可思议。户外月光格外明亮，星星更是耀眼，寒气逼人。
这里的夜漆黑宁静，呼噜声显的更响了，好不容易睡着，严副政委来敲窗户，告诉我们司机们连夜开车送草料，刚刚到了。我一看时间才6点钟，但睡意全无，起来准备新的一天的采访。
第二天一早，得知场里要拉草料去牧点给牧民送去，我们商量决定跟随采访。翻山越岭，费尽周折终于赶到了牧点。回来时道路积雪融化，非常泥泞。车子爬坡时直打转走不动。后来场领导叫来铲车支援，然而铲车却在路了“趴窝”了，动弹不得，还把回去的路堵死了。
雪地的阳光异常刺眼，把脸晒的辣的疼。在海拔3000米的高山上行走，有点缺氧，很快我就气喘吁吁了。场里的年轻人帮我背上了无人机，无限感激。
脚下的路越来越粘脚，本来不进水的深口皮棉鞋不知怎么也渗了水，袜子湿乎乎的。听他们人说，到根据地有20多公里路呢。我去，走到出发地也要天黑了，那时候我也和脚下的泥巴差不多了。
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已是下午三点，急忙吃了点饭，就向场长要求先把我们送下去，急着把稿子发走。一辆皮卡车把我们几个人拉上飞奔而去。
到了宾馆，顾不上吃饭，先把图片初选了一下，写好文字说明，向各投稿平台发去。等忙完了照了一下镜子，一个红脸蛋。今晚看到稿子被新华社转发通稿，明天一觉醒来还会有更多惊喜。
10月31日，在湖南关山村和兵团“八千湘女”代表的合影，第五排最左边那个已经看不清脸，披着头发的脑袋就是我。
工作照少，不是因我们在路上的时间少，尽管每次出发前都会自我叮嘱，一定要找人帮忙拍张工作照，但每次采访一开始，脑子里就只剩下了采访对象和事件，照相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早就被仍在了九霄云外。没办法，这是我过的第8个记者节了，年年都会出现找不到照片的尴尬，希望明年能长点记性。
但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上的事情，我记性差到能一转身就忘了上一秒的打算，但在新闻工作中，记性却好得出奇。无论是在十几米深的方渠下清掏下水时，脚下污垢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在供暖管道中被玻璃纤维扎的浑身刺挠，在“布拉万”台风中被刮的找不着北；还是在触碰到某些采访对象利益时，采访对象或跟踪威胁、或者贿赂恐吓时的面上所呈现的表情；以及南疆的孩子们看见我们一拥而上争着握手时的激动，湘女奶奶们时隔67年再度回乡时流下的泪水……每一次采访，什么时间去的，和谁去的，采访的什么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过去多少年，每一个细节都在我脑海里印刻的一清二楚。
人说，记者乃是记天下风云者、记人间冷暖者、记天地浩气者、记家国情怀者。我认为，作为一枚记录时代的符号、一个社会责任的守望者，记得自己所经历的新闻事件还不够。在这个所谓“人人都能当记者”的自媒体时代，我们更需要在记者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记得我们手中镜头和键盘的作用，记得我们的理想与情怀，记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初心，记得我们为什么而出发……
记者节相对于教师节、护士节，没那么高的社会认同感，在这个日子里，很多新闻人还奔波在路上，因为我们要走在社会最前沿。但不管是奔波或驻留，我们都要在纪录精彩的同时，活出自己的精彩，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曾几何时，记者是我儿时的职业理想。记者节，一个属于我们的节日。记者永远在路上，穿梭社会万象之中，传播党的声音，反映百姓期盼，用我们的笔触记录新疆兵团的发展变迁，为他鼓与呼，为新疆工作总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无冕之王”是社会赋予我们的崇高荣誉，更是鞭策我们不断前进的源泉动力。
我热爱我的职业，它让我感受到充实、快乐和感动。我徜徉在老军垦的回忆里，看浩瀚戈壁变成绿洲良田；我流连在相机的镜头里，看新疆、兵团风景优美，壮丽如画；我陶醉在职工群众丰收的喜悦里，他们告诉我说，现在的日子比蜜还甜；我被守边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的坚韧、无私感动到热泪盈眶；被亲如一家的深厚民族团结情谊深深打动；被一望无际的白色棉海上，采棉机如快艇般来回穿梭，采收、压块、拉运全程机械化的场面震撼……有幸的是，我这个忠实的听众和观众，有机会将我看到的、听到的一切用文字叙述，将快乐和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骄傲，我是一名记者。我会像忠于自己的信念一样，去忠于历史赋予我的这份崇高职业。选择无悔，只顾风雨兼程；砥砺前行，不负青春不负梦！
将笔墨融化在生活里，将镜头伸向在工作里。今天是第十八个记者节，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进入报社已进入第7个年头，我见证了兵团日报新媒体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希望兵团日报发展越来越壮大，不断传播主流声音。记者节，祝所有的记者们与快乐同行，与幸福同行，与阳光和温暖同行！
将笔墨融化在生活中，将真实刊登在报纸里，献身于没有硝烟的战场，倾心于没有终点的事业，投入于没有假日的工作，醉心于没有偏颇的世界。作为编辑的我们，虽然辛苦却无怨无悔，虽然与风雨同行却也见证着世间冷暖。又一年记者节到来，祝福记者朋友们健康快乐，将美好永传播。
“书生救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匆忙中，一天又结束了。放下手中的笔，细细回味，几年的记者实践，赋予了我吃苦耐劳、坚忍不屈的性格，造就了我恪尽职守、是非分明的品德，这将是我一生的财富。
黄叶飘飞的季节，我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记者节。选择了记者，就选择了一种使命。哪里有重大事件，哪里就有记者；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记者。不管严寒酷暑，不管白天黑夜，奔波在现场，奋笔于案头。这是每一个记者的真实生活写照。我相信不仅是我，我们所有新闻工作者对记者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与体验。
我们用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载着兵团发展的每一个脚印；每一篇稿件、每一个镜头，都书写着兵团的峥嵘岁月与光荣使命，都是我们为兵团呐喊助威的铿锵鼓声，都将成为永不褪色的缤纷画面。 算一算，
今天是我来兵团日报社的第878天，回想这八百多个日夜，有初次作为记者伴随的强烈新鲜感和知识面狭窄的窘迫，有磕磕绊绊、苦不堪言的写作过程。幸运的是，在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帮助下，我慢慢地适应，并融入到记者这个行列，从第一次采访的面面相觑，到现在灵活自如的问答，从第一次稿件被要求重写时的羞愧到现在得心应手的写稿……这一路，布满了太多的坎坷和荆刺，凝结了太多的辛酸和汗水。
还记得曾读到过一个年轻的实习记者写过让我肃然起敬的一句话：喜欢这分艰辛，尊重这分使命，所以固守这分责任。为了固守责任，我们一定要从始至终保持冷静、平和与辩证，走进基层一线，体察社会现象，倾听职工群众声音，继而概括又生动地聚焦兵团六十多年的变迁，让各族职工群众感兴趣，也让自己有所触动，有所思考，有所改进。
2012年至今，我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已有5年多时间，历经了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宣传报道“战役”，从一名新兵蛋子慢慢成长为一名青年战士。虽然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但我从未有过懈怠情绪，对新闻编辑工作从始至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敬畏之心。在第十七个中国记者日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兵团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在哪里？很多人会告诉你，初心在路上、在现场、在基层。无论在边境连队，还是在戈壁荒漠；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厂房车间……
在兵团的各个角落，只要有新闻，你一定能看到兵团新闻工作者的身影。因为每一个兵团新闻工作者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只有在记录兵团发展，传递党的温暖，真切反应职工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这条路上不断前行，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负职工群众的信任。
挺立新时代潮头、怀揣更美好期许，我们愿与所有兵团新闻工作者共勉：激扬文字、凝聚进步力量，奋笔疾书、讲好兵团故事，做兵团正能量、兵团好声音的传播者！
据中国记协5月31日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6年） 》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223925名持有效的新闻记者证的记者。
记者节的设立，是对记者这样一个职业的尊重、对新闻行业的重视，也还是为了提醒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时刻坚守职业道德，常怀新闻理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求真相，坚守初心。
国民政府颁布《保护新闻工作人员及维护舆论机关》命令。1934年8月，杭州市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建议以9月1日为“记者节”。
“九一记者节”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承认，每逢这一天，各地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出版特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记者节”，但没有具体日期。
国务院总理签发了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政府再次将记者节写进政府正式文件。
中国记协正式向国务院请示，建议将具体日期定在11月8日，因为11月8日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日。
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
记者节，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三位民国时期的名记者，他们各有性格，各有传奇，却都秉持着记者应该坚守的专业精神，在时代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1912年进入报业到1915年被暗杀，短短三年的记者生涯却树立起新闻界的一座高峰，短短三十年的人生也成为时代漩涡里的一段传奇。黄远生，中国第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以“记者”署名的报人，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远生成长于书香门第，自身聪颖好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秀才，此后接连考中举人和进士，时年二十岁。这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批进士。按照惯例，他将要去当知县，但清廷腐败，变革气息愈发浓郁，黄远生拒绝官职，选择公派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回国，在清政府任职。
此时辛亥革命愈演愈烈，清王朝大势已去，即将覆灭，黄远生认为记者是“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的独立职业，决心投身于新闻界——
“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清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
黄远生与友人共同创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新颖独到、针砭时弊的评论而名声大噪。在新闻界站稳脚跟后，他从评论体裁转向通讯体裁，先后主编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受聘为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撰稿，三年间创作出一百多篇反映时事的政治通讯，被赞誉“文章洞朗轩辟、幽隐毕达”，成为一代名记者。
黄远生是中国报刊中通讯体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远生通讯”时效性强、对重要人事进行挖掘、场景描绘细腻、语言通俗，享誉极高，他本人也被称为“报界奇才”。
黄远生主张新闻职业化，服务于公众利益，不能有个人关系和党派交涉其中，不做利益集团的宣传员，要超越党派做独立洁白的知识分子。他善于讽刺，针砭时政，“不存成见”，对各党各派都公平评论。批评袁世凯“权谋百出”，也批评孙中山“大言无实”。
他认为，职业记者注重向民众传达新闻事实，而不是为了政治目标而做文章。保持言论独立的精神，是他进入新闻行业后自始至终不变的追求。
民国成立后，党派纷争愈演愈烈，袁世凯管制报业，难得保障。1915年，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的舆论影响力，拉拢他写文章赞成帝制，软硬手段皆施。迫于无奈，黄远生写了一篇态度暧昧、“似是而非”的文章搪塞他，袁世凯很不满意，让他重作。
在强权压迫下，追求独立自由的黄远生感到自己人格受辱、独立被毁，遂逃往上海，登报拒绝袁的聘约，反对帝制。然而，由于黄远生早年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又被迫发表了对帝制立场模糊的文章，黄远生遭到了仇袁者的敌视。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杀，他又远渡重洋，经日本赴美国旧金山。
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吃下午茶，背后连中两枪，当场殒命。凶手下落不明，有人猜测是袁世凯派人暗杀，有人猜测是中华革命党（前身）美洲支部认其为袁党而误杀。
不管事实如何，黄远生的死都与民国初年的混乱政治和党派之争有关。他所持的中立原则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但作“不党之言”却是他对中国新闻的一大贡献：使中国的政论家和访客与记者区分开来，记者职业化进程开始了，记者的职业精神觉醒了。
七十年后，这场疑案终于真相大白。刺杀行动经刘北海实施，受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挥，由孙中山下令。
1935年5月，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时，全面抗战一触即发，全力围剿红军，嗅觉敏感的记者范长江将注意力放到了西北一带。
26岁的范长江独自从上海出发，10个月，6000里，爬雪山，过荒漠，淌沼泽，走过川、陕、青、甘、内蒙等地，不断深入西北，一路发表旅行通讯于《大公报》，使《大公报》销量激增。
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交通险阻，食物不足，他却平均每天要走40里路，全凭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意志：“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在通信困难的年代，范长江靠眼观口问的方法深度揭露了西北的经济凋敝和民族宗教问题，敏锐感受到日益严重的日本侵略，精准判断了红军的未来动向——可以可以称为壮举。
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讲，他的西北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早在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范长江就因大学教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失望，最终走出书房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次西北之行的考察研究，也还是为了抗战胜利，为了寻找国家从危亡险境中突围的方向——可以可以称为壮志。
范长江学识广博，作品中常常旁征博引，丰富的知识和气势磅礴的写法引人入胜，同时显露人文主义关怀。他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所得信息必定严谨求证，从不臆定。他高质量的通讯作品获得了大众的极大关注。1936年，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西北角》，风靡全国，一月之内数千本书全部售完，一年内再版九次，盛名传至八十年后的今日。
1936年8月，范长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这一次的通讯作品结集为《塞上行》。
塞上采访期间，西安事变震惊全国。张杨兵谏蒋介石，不久之后，张学良又亲自护送蒋回南京。由于交通断绝，真伪难辨，此后两月，猜测不绝。范长江听说此事后，立即终止绥远抗战前线的采访，先冒险飞赴兰州，再通过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特拨的军用卡车奔往西安，由于路途危险，有数名武装卫士随车护送。采访周恩来总理后，他访问了延安红区，对要员逐一访谈，对的主张有了理解。次日早晨，范长江返回西安，当晚又从西安飞往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揭开西安事变的真相。各界轰动，全国哗然，范长江一举成名。
延安访问之后，范长江开始向靠近，连续发表多篇对的正面报道，揭穿了宣传“流寇”、“匪气”的虚假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和同仁一道创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全力报道抗战前线新闻。夜里一两点钟，范长江从前线用军用电话口述稿件，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记录后送往印刷厂，第二天一手消息即见报。
在中国全力抗战的时代，新闻报道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报纸带来的前线消息紧紧牵动着舆论，每当前线的胜利被报道出来，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就得到增强。当时的新闻界有这样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
以范长江为代表的这一代新闻人，在抗战历史中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他们满腔的爱国热血与记者的职业精神融合在一起，“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的这天是1937年11月8日，六十三年后，这一天被定为中国记者节。
上世纪40年代，山城重庆的气氛十分压抑，日军的轰炸与的特务如影随形，彭子冈总是穿着一件大红毛衣，面色自若地进出于街巷之中，进行她的采写工作。
她不是当时唯一的女记者，却是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与浦熙修、杨刚并称为新闻界的“三剑客”。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人才济济，一批杰出的女记者也崭露头角，活跃于时代的变革之中，《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就是这里面的代表。她自幼便展露出过人的写作才华，成为记者后更是大展身手，角度犀利，文笔俊逸，以精准的新闻敏感和大胆谨慎的性格写出多篇优秀报道，新闻同行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大公报》敢登，子冈就敢写”。
早在《妇女生活》杂志工作期间，她就独自深入江西瑞金，创作数篇反映苏区情况的通讯。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入狱，彭子冈化名“小梅”，伪装成史良的堂妹，经过日伪军在多个关口的盘问，只身前往苏州监狱采访史良。1940年，在孔祥熙关于营养运动的记者招待会上，彭子冈敢于质询，“在座的新闻界同仁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生之道？”
自1941年起，彭子冈在重庆采写了近百篇刻画社会生活、揭露统治黑暗的通讯报道。由于管控报纸，《大公报》（重庆版）无法刊登这些报道。于是彭子冈将这些稿件航寄到《大公报》（桂林版）进行发表。因此，这一系列报道被称为“重庆航讯”，新闻界誉之为“重庆百笺”，认为它是“可以与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相媲美的传世之作”。
彭子冈于1938年加入，以《大公报》为阵地，在新闻战线为党工作。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在地区工作的红色记者。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这一段精妙的细节描写摘自《先生到重庆》，一篇轰动大后方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新闻特写，记者正是彭子冈。她是身处白区的地下党员，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领袖，生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情感，以民营报纸记者的身份叙写这一事件。稿件通过了的检查，第二天见报，与头条新闻《昨到渝》同列在《大公报》的第一版。
1946年，彭子冈写下多篇呼吁和平的报道，军官对她有所怀疑。在以此新闻发布会上，将军蔡文治当众喝问：“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片刻惊疑之后，彭子冈就恢复了镇定，请蔡文治拿出证据。这件事被岔了过去，她的身份没有被戳破。
在白区的高压统治之下，彭子冈一面掩藏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一面在起伏的道路中奔走，创作出一篇又一篇新闻名篇。虽然身为员，她还是将“求真”视为自己的写作原则，“写文章要忠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简单地服从于政治立场。”
建国之后，她私下抱怨，不喜欢搞“运动”，宁愿多做一点报道。正是因为这类言辞，她被打成了极右分子。之后，彭子冈重新担任《旅行家》杂志编委，再次投向新闻事业。
直至去世前夕，她也依然主张，“记者要有棱角，今天刮北风，大家都是北风派；明天刮南风，大家齐刷刷调转头，都变成南风派……难道不感到羞愧。”
历史已经转过，连世纪都已翻页。现在的我们可能没办法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但那些记者们的经历与作品留存至今。
记者节，正是重温初心的节日。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职责使命，一起穿梭新闻现场，一起见证兵团发展，一起收获欢乐感动，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